马叙伦一生宦海浮沉不谐俗，谴责独裁政治、发起成立民主促进会，为政协建言献策。他不仅是民主斗士，还是个“身无媚骨、学识精湛”的学问家，经验丰富、思想超群的教育家。马叙伦从政伊始就服务教育界，曾主持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三任教育部次长，一任教育厅长、教育特税督办；他不仅在教育行政职位上一展书生襟抱，而且在三尺讲台奉献赤诚之心，他教过从私塾到大学的课程，特别是四入北大执鞭，在北京大学首尾21年，实际执教13个年头。40余年的教育历练使他形成了独到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在中国近代的教育事业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提出“教育是政治的一环”，主张“读书不忘救国，教书不忘革命”
　　
　　马叙伦从教之初是为了谋生，在读了许多进步书刊后，开始把教育和政治联系在一起。1903年，他在上海与邓实等人创办《国粹学报》时，号召“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主张通过教育和学术研究发掘中国文化遗产，推进民族民主革命，已开始融革命思想于教育之中。后来，他进一步认识到“教育本来是政治的一环”，“教育办好了，政治也就办好了”。他经常引用宋代张载的名言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引导青年“要为做人而做人，要为自己而做人”，将自己的命运和祖国乃至世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进一步提出“教书不忘革命，读书不忘救国”。
　　
　　要做到读书和救国相统一，作为传道授业释疑解惑的教师担负着主导责任，为此马叙伦非常注意知行统一。1909年他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书，对学生灌输新知识和新思想，四年级的浙江平阳籍学生马翊中酷爱文史，虚心好学，成了其得意门生。1910年夏，马翊中在两级师范学堂毕业，受聘回家乡任务本两等小学教职。临别，马叙伦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清政府腐败已极，对外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对内滥施镇压，残民以逞，反清革命运动已经席卷全国，看来清政府的寿命已经不长了。你要认清形势，紧跟时代潮流。回到家乡后，希望团结爱国志士，宣传民主共和，为革命多作贡献！”当时平阳包括今天的苍南，马翊中除了遵循马叙伦的教导，向学生传授新知识外，还利用课余时间，秘密阅读《民报》，传播民主革命思想，辛亥革命中他带头剪辫，参加了光复平阳的革命活动，并当选绅民代表。马叙伦在给他的信表示支持和赞许。在马叙伦一生的教育实践中，像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
　　
　　（二）提出“教育是立国的根本事业”，教育应当适应时代精神，注重解决民生问题
　　
　　针对军阀政府不重视教育的现状，马叙伦大声疾呼：“教育是立国的根本事业，一个国家要想在世界上立得住脚，非从教育上立基础不可。” “国家的任务，不仅是政治，而且是教育”,为此，他早在1921年，就建议国家允许“国民办校”，自1925年起，多次提出教育经费独立的主张。
　　
　　马叙伦提出：一个国家的教育必须有适应时代、适应国情的教育宗旨，他曾举例：汉朝开始的学堂古称“庠”，为古代教射的地方。石器时代用石制箭头从远处打取鸟兽，需要特别练习其使用，教练的场所“庠”就是最早的学校，以此说明“教育不是什么深奥的东西，……教育不过是指导我们人类在社会上求生存的方法之一种工具，就是把人类从前求生存方法的各种经验，和将来怎样才可以得到更美满的生存方法，一五一十的来指教现在的人类”，只不过“人类求生存的方法都随时代以进，时代常常进步，生存方法也常常进步，指导人们求生存方法的教育，自然要适应时代的精神。”
　　
　　马叙伦曾发表不少文章，尖锐批判旧时代的奴化教育、御用教育，同时不留情面地指出民国初年的德智体教育、国民党执政后的党化教育、1928年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提出的“三民主义教育”都太空洞，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教育要以能够达到人民求生存之意义才算满足，绝不是只得国家消极方面的作用，就算尽了国家的能事，还要得到国家积极方面的作用，才是国家教育的真意义。.....然后才能养成人民的生存的知识与技能，得到人民美满求生存的效果。”他在第三次担任教育部次长期间，竭力贯彻1929年4月26日国民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案》，即：“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从中可见，马叙伦把教育与谋民生幸福、促人类大同结合起来。
　　
　　（三）提倡民主办学，实行“贤者在位，能者在职”
　　
　　马叙伦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担任校长时，就致力改革，推行北京大学教授治校经验、尊重学生自治会的权利。在浙江省教育厅厅长任内主张，选用人才“概不敷衍”，任人唯贤，选用才俊。他多次指出：学校要民主办学，形成新学风，如果不任用贤能,“任凭有多么好的校舍，多么充足的经费，多么完善的设备，也不可能把学校办好，甚至会把一所学校搞糟。”这些体现出马叙伦的远见卓识。
　　
　　（四）耳提面命、严教身行，实行教书与育人的有机统一
　　
　　马叙伦学习他的老师陈黻宸“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教学法，启发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他治学严谨，广征博引，师生之间平等研究学问，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而且，他善于把做人做事做学问融会贯通，因材施教，赢得了学生的尊重。
　　
　　1909年，马叙伦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时年仅25岁，又是个没有功名的“布衣”，同学们对这位新来的教师不免心存疑虑、议论纷纷。
　　
　　出乎意料的是，当新学期第一节课的铃声响后，身穿长衫马褂的马先生健步跨进课堂，眉宇间透露着一股灵气。他英姿挺拔、卓然不群的学者风度，特别教课中渊博新鲜的知识和深刻独到的见解，就象磁石一样，牢牢地吸引住同学们的注意力。几节课下来，大家不仅消除了原先的顾虑，而且感到心悦诚服，很快获得了普遍的赞扬和爱戴。
　　
　　20世纪40年代日伪肆虐，马叙伦隐居上海襄阳路（旧名拉都路）383弄38号，那是一条狭窄得容不下车的陋巷。虽然处境艰难，但他对投至门下的学生依然循循善诱。东吴大学法科的谢孝苹1943年夏毕业后受聘到文学系当助教，因感到文科基础差、底子薄，经同学介绍师从马叙伦补习文字训古学，与圣约翰大学讲师徐淳穆一道，一周两个下午进修许慎的《说文解字》。据他回忆：
　　
　　先生的耳提面命和严教身行，使我不仅在治学上，而且在做人方面，都得到深刻的熏陶。先生一开始就教导说，治学是个艰苦的历程，没有捷径可循，图省事最终只能欺骗自己。最关键在于一个‘勤’字，要做到口、笔、脑三勤。口勤就是善问，不怕难为情。笔勤自然是指写笔记、制卡片，重点要放在勤于迻录前人著述中的精华，从前人研究成果中吸取养料。还要勤于用脑，所谓‘心之官则思’也就是勤于思考，勤于用科学方法整理积累的资料。先生用农民种地作比喻，风趣地说，土地爷最公道。春天你使多大的劲，秋天它给你多大的报酬。土地爷不讲情面，童叟无欺。所以农民种地就靠勤字当家。做学问也要靠勤字当家，日就月将，方能不断提高，不断进步。先生一庄一谐的教诲，给我的印象至深，我一直奉为圭臬，至今记意犹新。
　　
　　马叙伦在多灾多难的旧中国，长期从事教育工作，读书不忘救国、教书不忘革命，虽然屡经宦海，但总是念念不忘“还我初服”，特别是他关于中国新式教育的构想在当时产生了一定影响，即使在今天也有借鉴价值。
　　
　　新中国成立后，马叙伦出任教育部、高等教育部部长，不辞劳瘁奠定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基础。提出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重视师资培养、关注教师待遇及学生健康、减轻学生负担等思想，即使在今天，还是具有进步性和生命力的。
　　
　　参考文献：
　　1.陈智伦：《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马叙伦教育思想之贡献》（2000年12月13日在“纪念民进成立55周年暨研究马叙伦思想与实践座谈会”的发言）
　　2.茅蔚然：《中国近现代各派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简史》“八、马叙伦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四川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第283页。
　　3.马允伦：《马叙伦与先父马翊中的师生情》，平阳县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平阳文史资料》第二十辑，第107页。
　　4.《教育部次长马叙伦播讲教育宗旨稿(1929年5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5月第一版，第4页。
　　5.《教育部次长马叙伦播讲教育宗旨稿(1929年5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第6页。
　　6.《教育部次长马叙伦播讲教育宗旨稿(1929年5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第4页。
　　7.马允伦：《马叙伦与先父马翊中的师生情》，《平阳文史资料》第二十辑，第107页。
　　8.谢孝苹：《马门问学杂忆——怀念恩师马叙伦先生》，《古今掌故 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 年11月第一版，第6页。
　　9.《中国近现代各派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简史》，第291页
　　

　　（文章来源：民进杭州市委会　　作者：余丽芬 浙江省警察学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