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范大学)早期有两个领导给人印象很深,一个是刘介愚同志。我和刘介愚同志有四十多年的交往,我们是一块从人民解放区过来的。但有个遗憾,虽然他们很关心关照我,想培养我,但由于当时的政治处境,我比较“落后”,对于我跟刘介愚同志这种私下的交往,别人都说我是受批判的,别连累老领导。后来我又下放接受劳动锻炼去了。所以,尽管是老领导,感情又那么深,我也刻意地避免了同刘介愚同志的很多交往。另一位唯一接触多、跟的时间比较长的是杨东莼院长。
　　
　　与杨东莼的交往
　　
　　从1954年到1975年,前后有二十多年,杨东莼院长和刘介愚同志合作得很好。即使在杨东老离开华中师范学院以后,对学校还是很关心。后来,杨东老把我调往北京,到他身边做助手。他忙于一些政治及社会活动方面的事情,我则协助他做业务上的,如北洋史资料的编辑等这些工作。受毛泽东提出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影响,1964年由胡乔木提议,杨东莼、刘大年负责筹备成立“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委员会”,具体实施则由申伯纯、杨东莼及近代史研究所负责。杨东老没有忘记华师, 就把华中师范学院也作为一个参与单位,邀请我和刘望龄老师参加。1964年,因为写了评价李秀成的文章,我被中宣部宣布为重点批判对象,就灰溜溜地从北京回来了。
　　
　　回来还接着批判。在那种情况下很困难,不能写文章,也不能发表文章,更不能教书,怎么办?我很消极,后来又害了病。家里还养着三个孩子,不是我自己生病了,就是孩子生病。那时候,我们历史系的马志琳老教授因为家里孩子小不用管,我也不用管孩子,我们就整天打乒乓球,后来她觉得和我打乒乓球成了一种负担。因为我请了个保姆,家里是没有家务的。她不可思议地说,你这都是全国性批判对象了,我看你还是满不在乎的样子。我说我不是满不在乎,我没有事可干的,我也不能看书,也不能写文章,我是此生无望了。
　　
　　这时,又是杨东老想起了我,以“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的名义再次把我调到北京,作为组委会成员,就是组委会秘书长和副秘书长的一个助手,协助他们整理文集以待出版。这个事很明显是他在帮助我,怕我垮掉了。他那个时候还没有死心,仍旧力图恢复并拓展社会历史调查工作,还想恢复对近代史研究。他把整理文集当个事情来做,认为这是中央交给他的任务,他就应该做好。但是他太乐观了。很快“文革”就爆发了。
　　
　　1973年,我到了北京《历史研究》编辑部,并于1974年正式参编。这个编辑部实际上是“四人帮”领导下“文革”小组的一个服务机构,但那个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因为在这之前,我一直在牛棚里面,与外面隔绝,他们老批我,让我写检查、交代黑后台,我交代不出来。他们反过来让我夸赞戚本禹,我就夸赞戚本禹政治上很成熟,而我政治上不坚定,等等。但是后来没想到戚本禹也被抓起来了,他们又接着批判我,说我怎么老是跟他们对着干,我原来反对戚本禹,戚本禹被抓起来,我又跟戚本禹好。当时,我是属于很背气的那种情况。能进《历史研究》编辑部也是因为两个好朋友,他们看我可怜,说章开沅也没干过什么坏事,无非是写点文章,偶尔讲话随便一点,怎么老被整这个样子,就把我借入他们参与的这个编辑部。当时《历史研究》编辑部归教育部管,教育部要求呈交一份编辑部名单时,他们就把我列进去了。列进去以后,我觉得好了,放心了。我待在华中师范学院是灰不溜秋的,因为受到批判没人理我,看到我好像没看到一样。一开始我还同他们打招呼,后来我也不打招呼了,因为我知道打招呼别人也不敢理你。被安排到北京工作后,住到了宾馆里,觉得自己还像个人样子,我就跑去看望杨东老。
　　
　　杨东老当时处境也不怎么好。我受批判的时候,实际上他也在受批判。他是作为“投降主义路线”受到批判的。李维汉是当时的统战部长,杨东老是党组成员,他们二人的观点一致,共同作为“投降主义路线”的代表受到批判。此前他没给我讲这些,后来我才知道。但他后来成为保护对象,我去看他时,他很高兴,并告诉我国家分配给他一套房,国务院的房,在二楼。那时杨东老已经上了年纪,见到他我也很感动。他不知道我在《历史研究》编辑部工作。我把这事告诉他后,没想到他给我泼了盆冷水,说:“你在一个不恰当的时候来到一个不恰当的地方来做不恰当的工作。”他说我是干不长的。杨东老很少对我这样讲话,后来也没再正式谈论这个问题。然后,他就讲“文革”,问我看过《大参考》没。刚好当时编辑部有这个特权,可以看《大参考》。他说,你看连苏联、苏修都消亡了,没有常识搞了很多笑话。我讲了我的意见后,他接着说:“你看这像话吗?”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杨东老面带怒容。他还说他已经给周总理写了信,谈了这些问题。后来,我知道了杨东老为什么这么辛苦。因为他有自己的看法,认为“文革”是不对的。再一个,他跟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平观点比较相近。叶选平对他不错,但他又不好公开讲,那是揭秘性质的。
　　
　　当时《历史研究》最大的任务是批儒评法、批苏修。刚开始编辑部对我还是很看重的,他们认为我文章写得快,写得还像个样子,当然这也是把我抬高了。他们商量后,决定由我起草《历史研究》副刊的宣言。当时赶得很急,我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但最后拿出来以后,编辑部内部有一些不同意见。反对者说得更糟糕,说这篇文章不像个样子,没有“文革”的战斗锋芒,全部给推翻了。后来有个叫宁可的承担了这项工作,是从北京师院借调的,他的语言就很犀利。
　　
　　但是,杨东老是支持我的。“四人帮”借“批林批孔”之机,提出要批所谓“现代的儒”。而我认为我们是搞近代史的没有办法搞古代史,而且近代以来没有有影响力的大家嘛,所以“批林批孔到现代”的政治要求贯彻不下来。找不到现代的大家,我就想到了离现实更远一些的章太炎。章太炎是当时的法家,就搞章太炎最不好搞、最含糊的部分——《訄书》。我之前虽然教过《訄书》,但如果要写一篇相关的学术论文还不够。杨东老就让我去找马宗霍。马宗霍是当时中华书局的老编辑,跟我们学校有点关系。他是马志琳的父亲,章太炎的及门弟子,学问很大。马宗霍一看我是华师的,又跟他女儿是同事,就非常高兴。中华书局有很多白文版的书,就是没有标点的书,甚至于一些文选也专门印成白文用来训练年轻人。他让我当面把这个前言读一读。幸好我教过《訄书》。他说:“不简单啊,你可以啊,跟我的意见是一样的。”这让我受宠若惊,后来算是勉强交了卷。通过这件事我想,尽管杨东老知道我在《历史研究》编辑部干不长, 也希望我能表现得好一些,不要再在政治上冒出其他的问题。
　　
　　到1975年,邓小平复出,对“四人帮”冲击很大,包括《历史研究》也一样受到很大影响。比如在《历史研究》的用人问题上。以往,教育部不从下面高校调人,而是从学部选用人才,因为认为学部的力量更强一些。受此影响,教育部还是把之前“四人帮”控制下的《历史研究》编辑部的人撤掉、赶走,而让黎澍重新来抓。我在《历史研究》编辑部也是被批判来批判去。他们就是看不惯我,内定我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就很可笑,我为什么成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呢?因为编辑部里有两个高级讲师,我和胡绳武,当时工资什么的都是论级而定。但胡绳武家里人多口多,他又抽烟,他老婆就限制他,每月给他寄的钱很少。而我老婆可怜我,觉得我生活不容易,另外我的小女儿也在我身边看病,要管两个人,所以每个月我的工资最高,钱是多多的。宾馆柜台上的服务员也偷偷议论,认为我们这几个人怪怪的,常年住在高级宾馆里,吃的好喝的好,也没看到做什么事情,觉得我们像个怪物。而且,在这堆“怪物”里章开沅钱最多,再加上平常讲话随便,后来就有人暗中欺负我。借口我经手发表的张春桥的一篇文章里面有个标点什么是错的,2万册《历史研究》涉及到张春桥文章的全部销毁,结果就交不了账。他们藉此说我“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尊重”什么的,一下子把错误罪名定这么高。
　　
　　所以政治运动是很可怕的,我对这个深恶痛绝。有动机,找对象;要找对象,就有对象。因此,我离开了《历史研究》,离开了那个是非之地。临走前,我去跟杨东老告别,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杨东老在医院里打吊针,他特意赶回来了。因为刚打完吊针,他的样子很疲惫,而且年纪也大了,精神不太好。听说我离开了《历史研究》编辑部,他倒很高兴,说:“我说的你干不长的吧。”那是1975年,我坚持从《历史研究》编辑部回来了。
　　
　　回到华师后,政治系一个有名的教授和个别老师又联名写我的大字报,给我提了十个问题,说我在《历史研究》干了什么坏事、和“四人帮”的关系怎么样,等等。那时学校党委和历史学院党委对我挺好,知道我没干,但也不知道我在《历史研究》受到批判。而这些我又不好意思讲,担心讲了以后丢人。
　　
　　那时,我以为我还可以到北京去,还可以见到杨东老。后来,北京一些朋友给我讲,杨东老晚年情绪很高。“四人帮”垮台后,他写诗吟诗,过去是素食者,从来不吃肉的,后来什么都吃,炒猪肝、腰花都吃,想开了,高兴了。但没想到得了老年痴呆,最后于1979年去世。当时,我在美国。
　　
　　感念杨东莼的帮助与引领
　　
　　杨东老影响了我一生,可以说决定了我整个的学术思想。他要不把我借调到北京,我一直在桂子山,孤陋寡闻,学问不会做大的。到了北京,我才知道什么叫学术界,接触到了很多很多的良师益友,特别是资料,如北图、近代史研究所等。
　　
　　总的来讲,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杨东老始终没有放弃我。在我迷失方向的时候,他指点了我向前的道路。所以,“文革”期间我基本上没有错上加错。有些人被造反派逼得跟着“四人帮”跑去了,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所以,我对周一良、汤一介他们是能够理解的。当时我们处境差不多,或者他们处境更糟,基本是尊严全失。不要以为他们都是坏的,其实他们都是书呆子,“四人帮”是请他们来从专业的角度批儒评法,批苏修的,谈的时候都是非常专业的事情。以后有人骂周一良,周一良不是写了《毕竟是书生》回应吗?
　　
　　在那样混乱的情况下,杨东老确实讲过这样的话,非常明确地反对过、敌视过“文革”。我不是美化杨东老,而是带着感恩的心情去怀念杨东老。
　　
　　作为教育家、革命家和学者的杨东莼
　　
　　华中师范大学真正地正规办大学是从杨东老开始的。杨东老之前长期在大学教书,在桂林时曾办过干部学校,为党培养了一批干部。他是懂教育的,也善于教育管理,确实有管理能力。他曾用过一个极形象的比喻,说,我们检查工作,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到别的学校检查参观,主要看两个地方,就大体上知道学校的情况,一个是“进的”,一个是“出的”。“进的”是指食堂,“出的”是指厕所。因为他关心民生,以生为本,“以生为本”不就是吃饭和解手两件事吗? 再一个,厕所很容易被忽视,而图书馆、实验室都是容易注意到的地方,这些地方是最容易做的。如果一个厕所、一个饭堂弄好了,这个学校就好了。这是从教育家的角度来讲的。
　　
　　从革命家的角度来说,杨东老长期投身革命,早期做启蒙运动,包括建党,是最早的中共党员,参与领导工人运动。大革命失败后,杨东老东渡到日本做翻译,同党失去了联系。回来之后继续做两方面的工作,表面上是教教书,宣传进步思想,另外是做些政治上的工作,参与“救国会”。他并不是“救国会”的主要人员,但是代表人物,曾代表“救国会”到广西与李宗仁、白崇禧“共商国是”。尽管他退党了,仍然同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解放后,他做了一段教育工作,然后就到国务院去了,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央文史馆长等,直至退休。
　　
　　在文史资料上,杨东老也有建树。现在讲做口述历史,当时筹备的“近代中国社会历史调查”是国家最大规模的,举全国性力量做的口述历史。还有《文史资料选辑》,虽然并不是都那么优质完美,但还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因为我参与其中,是有所了解的。其中北洋史资料就是我和溥仪两个人在管。我们把资料分甲、乙、丙三类。甲类,就是照发;乙类,就是修改可以发;丙类,就是不能发,但还有一点意义,可以留着参考。虽然留着参考不会发,多少也有点稿费。其他的稿费就多一些,不是一丁点能解决。但是,像章士钊他们,就不能给稿费,因为给稿费就显得太少了,不好意思,就送中华烟。
　　
　　对杨东莼品格和精神的学习
　　
　　我是以多重身份来怀念杨东老的:是同事,是杨东老的学生,也是杨东老的受益者。我想我们从杨东老那里学到的,最可贵的就是要跟着时代潮流,但不是顺着时代潮流。杨东老“反右”就适可而止,他并没有因为这个而邀功。“文革”的时候,这方面表现得很明显。他不去揭发别人,也不承认错误。所以,作为一个大学校长既要顺应潮流,但也不能完全盲目地跟从潮流,要有自己的独立性。关于这一点,我附带讲一下邓季宣——我中学时的校长,国立九中的校长,也是过去的大学教授。他在办校时提出了几项精神:自由精神、自主精神。作为校长, 最重要的是你自己,不一定靠别人,而是靠你自己的行为、人品的影响和你的办学理念来办教育。在这方面,杨东老不简单。
　　
　　杨东老是个做学问的人,一生以学术为本。他做马克思主义研究,从最根本的马克思著作渊源着手,扎扎实实地翻译,从马克思主义源头来讲马克思主义。说到起源,他翻译的摩尔根《古代社会》是上世纪最好的译本,使他一举成名。到了晚年,他对该书还不满意。“文革”以后,又找马雍、马巨两个人协助他重新翻译这本书。杨东老做学问是很谨慎的,他要是想写书,估计能写很多,但他很谨慎。
　　
　　我回忆得不够全面,可能是因为对他的感念太多。但总的来讲,“文革”前武汉教育界有两个了不起的大学校长,一个是李达,一个是杨东莼。而杨东莼更活跃一些,行动能力更强些。
 
 
文章来源：武汉文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