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武汉市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享受武汉市政府津贴专家、民进武汉市委会副主委袁云光接受湖北知网的专访，并刊载在湖北知网微信公众号2018年第4期《尚知 · 专访》上。

   
   湖北小知（以下简称“小知”）：
   袁院长您好， 非常高兴您能接受湖北知网的专访！近些年，坐拥两江三镇的武汉在经历了日新月异的大发展，武汉人民对这一变化感同身受，全国、全世界人民为此惊叹好奇。您认为武汉当下面临着那些发展机遇？

   袁云光：
   第一，武汉正处于国家战略叠加的机遇期，国家政策的聚焦给武汉带来无限的发展机遇。武汉是“长江经济带”的核心城市，又在建设自贸区，加上“两型社会”示范区建设逐渐深化，“东湖创新自主示范区”深入推进，“国家全面创新改革”正在试验，这些政策和战略在武汉的集聚给武汉的进一步发展带来巨大推动力。

   第二，国家目前处于“稳中有变”窗口期，这个大背景也给武汉的发展提供了变中求新、变中有机的发展机遇。以前我们讲“稳中求进”，现在讲“稳中有变”。这个“变”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是我们正在考虑的问题。
有变，就可能会有新事物、新机遇，但我们要尽量避免“变”中对我们不利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没有及时转型、产业结构没有及时调整或者过于依赖投资等等，都是“变”中的不利因素。

   但它也有很多积极方面：

   首先，现在全球产业结构升级，从全球产业结构来看，往高端化、服务化、智能化、绿色化、低碳化发展是大趋势，这是一个机遇，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已经到了主导产业更替和转型的阶段。中国的健康服务、文化、教育、商务服务、旅游、信息服务等新行业需求潜力巨大，预计都将达到20万亿元以上，如我国健康服务业占GDP比重在全球是最低的，这些领域的潜力和优势远没有发挥出来。而且这些行业属于刚性需求行业，与经济形势好坏无关。伴随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智能化、人工智能、互联网的应用需求会越来越大，未来这些行业都将是增长潜力非常大的行业，也就是说还有一系列新的经济增长点，我们也要朝这个方向努力，去进行调控，引导市场。

   其次，国家正在加快城镇化进程，目前我们国家的常住人口城镇化58%，户籍人口占42%，距离70%的城镇化率还远得很，我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为54%，发达国家将近70%，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空间还比较大，还有很多增长空间。

   再次，新一轮的对外开放也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现在习总书记在力促国家对外开放水平的进一步提高，鼓励走出去、引进来，这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全国批了30多个自贸区，都在探索发展新路。像我们国家的东北地区跟邻国日韩在搞东北亚经济体，武汉也要谋划好融入东亚经济体促进自身的发展。其实我认为广西也可以参照这种发展模式跟东南亚国家合作，谋划得好，广西就会成为下一个全国性的增长点，目前西南地区在合力打造和打通广西北部湾南向大通道，我们已经向政府提议，无论广西能否将本省经济与东南亚经济连接起来，武汉都要建设直达北部湾的大通道。

   最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国家政策也能给武汉提供一定的发展机遇。之前习总书记提出“四大区域发展战略”，即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和珠港澳大湾区，目前国家也在重视由武汉引领的长江中游城市群、由成都和重庆引领的成渝城市群、由郑州引领的中原城市群、由西安引领的关中城市群等四大区域发展。这必定为武汉的发展提供新的机遇。

   当然了，积极因素远远不止这些，还有服务经济发展、民营经济发展，提升消费需求、低碳生态发展、社会公平等其他方面，但是限于时间问题我就不一一展开了。
 
 
   小知：
   那根据这三个机遇，就具体发展战略而言，您有什么建议吗？

   袁云光：
   首先，一定要把创新作为长期坚持的战略不动摇，而且还得是核心战略。

   我们前两年，政府做了“一号工程”的招商引资、校友经济等项目，闹得红红火火。就我个人感觉，这会取得一些很好的短期效益，但并不是培养城市发展核心竞争力的长期做法和核心战略。

   我们目前已经出现产能过剩问题，把一些传统产业都引过来投资，其实发展不了几年就会遇到天花板。而且它们（公司）还把土地占掉了，留下了产业结构升级的困境，这是我们非常担忧的问题。从某种角度说，产业升级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2005年的时候，我们有个老乡写了一本书《深圳你被谁抛弃了》，好多深圳人看到都感同身受，那个时候深圳的日子是很不好过的，经济发展特别是产业转型升级面临大的困难，但深圳迎难而上闯关创新发展，而今走上了创新驱动发展的阳光大道。从这个经验中，我们非常希望“一号工程”能够走长期创新战略。

   2013年开始，武汉其实已经将创新作为核心战略来抓了。那几年开了几个大型会议，谋划2049，谋划万亿倍增，谋划创新型城市建设。那时主要是要解决城市发展目标的问题，避免走弯路，犯方向性错误。当时书记说我们要清楚“不做什么”、“要做什么”，我们不走弯路，该干的要干好，不要错过历史机遇，不该干的就不干，避免急功近利，以免犯历史错误。比如当时展望武汉2049时，也在积极向国家争取国家中心城市，请了很多专家作为报告执笔人，以及国际上看好武汉发展的专家，来谋划武汉的长远发展。后来也做了“万亿倍增”的动员大会，因为武汉会面临着我们之前说的“稳中有变”的几个不利因素的影响，毕竟武汉和北京、上海的发展环境不同，它们有国家高端政策强有力的支持。
 
   第二，一定要落地。

   创新驱动是一个要长期坚持的战略，而且要从方方面面瞄准、推进，比如企业、政府、社会、资本等，要形成有合力的氛围，还要多做谋划工作。我们做了一些，比如新型研发机构和研发平台，武汉拥有国家级重点实验室21个、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8个、产业创新联盟67家。

   我们谋划发展了14家工业技术研究院。原来我们希望一个工业技术研究院可以孵化出一个千亿产业。现在做得最好的是光电研究院，它已经累计申请知识产权500多项，孵化高新技术企业80多家。这些企业一旦成长壮大，轻轻松松就是一个千亿产业。假如14个研究院都能发展成这样，那武汉的创新能力就能够名列前茅了。目前武汉的创新能力在有的报告中排名第四，有的排名第八，但是整体是进入了全国前十。可是与深圳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类似于这种类型的研究院深圳有80多家，我们才14家，这也是深圳虽然没有大学，但它的创新能力非常强的原因。

   深圳还有虚拟大学，这些虚拟大学换一个角度看，是全球办得最成功的离岸创新创业中心，没有“之一”。不过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国家内，所以这还不叫离岸创业中心。什么是虚拟大学呢？一些知名大学比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等在深圳设立相当于成果转化中心，但也会招学生，那些知名教授的科研成果进入很顺畅的转化渠道，把全国的知识和人才都用起来了。

   下一步，我们建设了13个创谷，创谷将建设成为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的承载区、自由创新的示范区，成为创新乐园、创业家园，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创谷”将围绕有机更新的“迭代产业体系”，重点聚焦信息技术、生命健康、智能制造三大产业，每个“创谷”可结合自身产业布局、资源禀赋和现有特色，选择1-2个细分产业领域。比如创客空间也在做，全市的众创空间已达到159家，占全国的十分之一，涌现出光谷创业咖啡、启明星空、东科创星等一批知名品牌。但各种创新资源还要整合，最好是大量创新资源、最优的创新政策集聚落地到创谷来，形成集聚效应、规模效应。深圳的深圳湾就是一个典型的创谷，里面有不同的产业创新园区在里面，现成了一种集聚规模效应，造成了全国乃至全球影响，这都是我们可以借鉴学习的。

   还有一个，我们东湖开发区还有个优势，我们叫“双自联动优势”，就是自主创新示范、自贸区发展示范，我们希望能够充分发挥出双自联动的优势，打造出有影响力的全球离岸创新创业中心，更好的利用全球创新资源为武汉创新发展服务。

   第三，谋划好新产业发展。

   比如我们要搞迭代产业，什么是迭代产业呢？有专家提出产业发展有两个发展路径：一条是“从1到N”，一些传统产业要做大做强，这目前我们已经做到了，全国出现了大规模的产能过剩；另一条是“从0到1”，以前没有的产业从无到有发展起来，像支付宝、微信、腾讯、共享单车等，这些都是新产业。

   “从1到N”的时候，很多都是传统产业，出现了产能过剩。前段时间我们去山西调研，原来他们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发展煤炭经济，资产雄厚，但现在面临着经济转型，非常痛苦。在座谈会上，我给他们提建议说，不要学我们的“一号工程”，什么产业都要引进。全国都已经产能过剩了，你现在的状况是没有形成产业集聚，难以有产业链，如果东一下西一下，用不了几年就垮了。不如从长远出发，不要只看眼前的GDP，哪怕不升官，真正的痛苦几年，一些传统产业就放弃它，以免投资打了水漂。去建设一些新产业，引进一批中科院的专家，因为中科院有一个全科盟，有一批在研究新产业发展方向的专家。

   因此武汉现在的“从0到1”产业已经形成4个新的产业创新基地，第一个就是国家存储器基地，主要解决我们芯片的国家级难题，包括显示屏；第二是航天产业基地，在新洲；第三是东西湖网络安全创新基地，这个是习总书记特别重视的，京东投资了350亿，工地建设热火朝天，以后一定会是新的增长点。即便是现在，听他们专家的介绍就已经觉得热血沸腾、充满干劲了；第四个是沌口智能网联汽车基地。现在我们新的产业谋划好了，我们要打造成世界级的产业基地。
 
   第四，还要引进、留住人才。

   如果没有人才，刚才说的那些都无法进行。2015年起，武汉已经做了好几批“城市合伙人”，比如世界领军企业家、世界领军科技人才，特别是一些获得国际诺奖的科学家，可以资助一个亿，可惜现在这笔钱还没有花出去。每一批“城市合伙人”都是国家千人计划的专家，或者是核心技术在手的海归专家，目前来说他们的转化发展过程还是顺畅的。除此以外，还有“百万大学生留汉工程”。

   这样的人才结构，我们称之为“人才金字塔”。要做好塔尖，即“领军科技人才”；做好塔基，即“百万大学生”和“工匠人才集聚工程”，但我们非常希望有更多的大学生走上塔尖。因此，武汉还被评为“大学生友好城市”。在我们的调研中也发现，有个别大学生虽然落户武汉，但去深圳、广州工作了，虽然是不可避免的政策现象，但我们是真的希望人才能够留下来。我们还搞了“海外人才来汉”、“校友回汉工程”等，这是做强塔身的措施，因为这些人才都是非常有实力的，武汉这么多大学校友很多都是大企业家，拥有很多大项目。
 
   第五，有了产业、基地、人才，还要有资金，逐步完善创新产业的产业链。武汉的“天使投资”和其他投资都还是比较发达的，引导资金投资的政策也不少。
 
   如果从以上五个方面长期坚持下去，我们的创新驱动战略就能够落地实施。
 
 
   小知：
   如果将全国的发展比喻为一盘棋，那武汉则是位居中心位置的一颗棋子，牵一发而动全身。有人写了一篇文章《五个最耀眼的城市和五个最失落的城市》，听说您也研读过，能为我们解读一下吗？

   袁云光：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武汉既不是最耀眼的也不是最失落的。

   最耀眼的五个城市有西安、海口、上海、深圳、北京，它们获得了国家战略支持，发展路径也很好。最失落的五个城市是唐山、廊坊、温州、重庆、天津。其实“耀眼”的原因都有些相似，但是“失落”的城市里像重庆、天津，它们同样有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但为什么还是失落了？这篇文章并没有深入分析失落的原因，我们着重分析了一下，希望我们武汉能吸取教训。
 
   第一个原因是，这些城市没有及时转型，一直处在原来的经济发展阶段。在前十年，我们国家很多城市都处在重化工业发展阶段。假如一个城市没有及时或及早地谋划新的产业结构，就会产生路径依赖，很难迅速转型。加上我们国家产能过剩，发展空间有限，传统产业没有更多的增长空间，所以逐渐就变成了“失落”的城市。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原来进行大规模的国际贸易出口，出口加工产业比重很大，像重庆以前拥有全球最大的惠普加工基地。但现在的全球化进程深受单边主义、保守主义的负面影响，加上当下中美贸易摩擦，多种不利因素的影响下出口加工经济就无法得到更大的增长。

   第三个原因是投资依赖。有些城市经济快速增长是靠投资堆积起来的，像重庆的投资率长期居高不下，对GDP增长就会有影响。去年重庆的投资额是17,440亿左右，它的投资额已经超过了北京、上海投资额的总和，长期以往形成依赖，一旦投资无法跟上，或者触碰到增长天花板，就会陷入“失落”困境之中。

   第四个原因在于国有经济占比太重，民营经济发展不足。从某种角度说，国有经济的体制活力赶不上民营经济，占比过重可能会影响本地的经济发展活力。
 
   总结以上四个方面的原因，来分析武汉市的发展现状，（会发现）我们是趋于较好状态的。
 
 
   小知：
   习近平总书记来湖北武汉视察时提出“要搞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指示。武汉拥有独一无二的水资源，您认为武汉应该如何做好“水资源”这篇文章呢？

   袁云光：
   在考量武汉发展问题上，不仅要发挥自身优势，还要思考怎么发挥好优势，形成独有的特色。

   除人才科教优势、产业基础优势 、区位交通优势、发展空间优势、国家战略叠加优势外，还有就是水资源优势，这是生态禀赋优势的核心，也是“长江大保护”这一议题内容。当时国家准备建设长江经济发展带，讨论《长江经济带发展纲要》，习总书记在会议中提出“不搞大开发，要搞大保护”，这就是“长江大保护”的来源。如果没有及时提出“长江大保护”的战略，那我们的长江可能就像现在江苏无锡的太湖。我记得小时候看金庸的武侠小说，书中把太湖描写的非常美，我当时特别向往那里。但是现在去（太湖）却只能闻到刺鼻的化工气味，臭气熏天。

   我们武汉市对于习总书记提出来的大保护政策反应很迅速，湖北省书记一回来就让省发改委制定相关政策规定，直接决定长江沿岸一千米之内所有的化工企业全部关停，尤其是重污染企业聚集的产区，比如宜昌的猇亭开发区、发展迅猛的宜化，这些当时在整个湖北省都算是发展很好很快的企业，可见我们整治的力度之大。
 
   另一方面，在推动“长江大保护”时，还要把“四水共治”、“大湖+”发展模式结合进来。

   现在我们武汉市已经是“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城市”了，但是具体怎么建设，我们正在研究方案。大致有以下三个想法：

   第一，深入推进“四水共治”，夯实绿色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基础。我们喊了几年“四水共治”（“四水”即“防洪水、排涝水、治污水、保供水”），但实际上依然是 “四水分治”，并没有真正做到“共治”，因此如何将“四水”的治理结合起来是我们需要思考的。

   第二，强化科技创新驱动，培育绿色高质量发展核心动力。在坚持绿色的前提下也要考虑发展，着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武汉科研优势、人才优势转化为绿色发展优势，构建绿色产业体系。比如可以通过科技创新推动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发展风电、太阳能光伏发电、核电、生物质能等等。

   第三，在创新绿色发展机制的基础上，打造制度创新的武汉样板。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过程中，力求突出武汉特色，从而在建立健全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协调共赢的体制机制方面取得突破，为武汉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小知：
   您刚才提到的“大湖+”发展模式是一种怎样的发展模式？

   袁云光：
   一直以来，我们都说“大江大河大武汉”，因此不仅要保护江，也要保护湖。武汉是一个大湖城市、多湖城市，目前有166个湖泊，不言而喻，大湖是武汉未来要开发的又一个宝藏。利用大湖这个资源吸引全球高效产业、高端人才、顶级企业在汉集聚，这就是“大湖+”发展模式。它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湖+”生态控制线。首先把湖岸线控制住，不能随意破坏，构建江湖相济、湖湖相连的水网格局，实现湖清、岸绿、景美。

   第二，“大湖+”政策谋划，我们需要谋划怎么才能发挥湖泊的优势。正在发展中的“大湖+主体功能区”，就是把商贸、旅游、科创、文创、生态修复等产业放在湖泊沿岸，而中心城区更多的去发展文创、商贸等，因此围绕湖泊可以把相似产业集聚在一起，形成湖泊产业带，发挥聚集效应，从而打造一批生态环保、集约高效的滨湖绿色产业带，吸引各类高效产业、高端人才和顶级企业集聚。现在汤逊湖已经把科创、生态旅游相结合，做得很好。

   如果武汉的每个区都建设一个这样的项目，形成自己的特色，形成聚集效应的生态保护区，那武汉就离“全国最美城市”不远了。
 
 
   小知：
   据我们了解，您作为民进武汉市副主委、市政协委员，一直都积极参政议政，每年都亲自执笔撰写了大量高质量的调研报告、政协提案和建议案，参加省市“双月座谈会”。一些重点调研报告和提案在全省、全市也都产生了积极影响，还屡次荣获“优秀政协委员”、“先进个人”等荣誉。您能否为我们描述一下参政议政工作，满足一下大众的好奇心呢？

   袁云光：
   我做过参政议政的工作，也得到了一些相应的表彰，但我本人没有花特别多的精力去整理这些个人经验，（不过）我对参政议政有很多浅显但却有效的心得。

   比如在写提案时，我觉得这里面是有一定方法的，提案正文结构就是“现状—问题—对策”，一般来说现状和问题要占比一半，对策占一半。现在很多年轻人在写提案时，往往现状和问题写很多，对策却很少，这是不行的。如果要总结写议案的整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公式：首先，前期要做好深度文献调研，这个工作大概占20%的精力；其次要选取典型案例，进行实地调研，这个占40%的精力；然后是大家讨论，要占30%；最后是写作，占10%。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前期调研和讨论的工作做到位，尤其是讨论环节，被很多人忽略了，但我认为这个环节非常重要。现在很多人在网上把资料一查，就开始写，这其实是不对的。
 
   小知：
   现如今，大数据已经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对经济运行机制、政府治理、机构创新、企业决策等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知网利用二十年来在数据处理和整合方面的丰富经验，通过构建大数据治理体系，形成数据汇聚、数据治理、挖掘应用等长效机制手段，将沉睡的分散数据有效利用，并助力推动政府治理、企业创新等决策。您如何评价知网这一创新举措？

   袁云光：
   其实，我们真的很希望像知网这样的企业快速发展起来，推动大数据发展。（因为）我现在感受很深的一点就是科技对我们生活的改变特别大。比如在4G、5G问世之前，我们武汉市某著名集团投入五十个亿做2G、3G低端手机，打算占领农村市场，结果都打了水漂。这就是对当代社会发展趋势和方向研究不够透彻，没有走到产业结构升级的前面去，是决策失误给本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现在产业升级很快，有些发展阶段过去就是过去了，不能再去做过时的产品。我们希望知网紧跟时代步伐，在大数据时代也能越办越好。

   这些年我们也一直在寻找数据库商，和知网合作以来，接触了很多知网员工，（很多）都是年轻人，我觉得很有朝气，希望可以长期合作，也希望咱们知网为政府、为行业提供更精准的知识服务，（从而让大家都）越来越有活力，发展越来越好。
 
   小编语：
   楚山楚水楚文化，大江大湖大武汉。坐拥两江三镇的武汉在近些年经历了日新月异的大发展，武汉人民对这一变化感同身受，全国、全世界人民为此惊叹好奇。

   通过袁院长的回答，我们了解了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主题，对武汉创新趋动、产业转型、抢抓机遇有了更深切的了解。

   再次感谢袁院长接受湖北知网的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