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东湖高新区的一名初中语文教师，也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一名新会员。入会不久，我开始翻阅会史，那些原本以为遥远的历史，在阅读中一点点变得具体、可感。触动我的，不是宏大的叙事，而是一些细小的历史瞬间——它们像一束束光，让我看见了一种制度如何真实地运转，又如何深刻地影响着我所站立的讲台。
   1945年12月30日，上海。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林汉达等一批文化教育界的进步知识分子，在敌伪统治下坚持抗日救亡，抗战胜利后又投入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运动中。他们决定成立一个政治组织，定名为中国民主促进会。这些民进先辈大多手持粉笔、伏案著书，却在民族危亡之际选择站出来，成为一支政治力量。读到这里我忽然意识到——教育者的身份与政治参与从来不是对立的。正是因为在课堂上看见过孩子的眼睛，在书本里读懂过一个民族的来路，才更知道什么样的未来值得去争取。
   让我感触最深的是叶圣陶先生。他从乡村小学教师做起，从教经历遍及各学段，曾任教育部副部长。他留下“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教育就是养成良好的习惯”等影响深远的理念。1981年，当《中国青年》杂志发表《来自中学生的呼声》调查报告后，年事已高的叶圣陶请人念给他听，随即发表评论。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耳朵听不清了，却依然放不下孩子们的声音。他还与雷洁琼等17位民进界别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建议设立教师节的提案。1985年，新中国第一个教师节确立。今天，当我站在讲台上接受学生的问候时，那声“老师好”的背后，竟站着这样一群老人的奔走呼号。
   还有林汉达先生。作为民进创始人之一，他写下了《向传统教育挑战》，向传统教育提出鲜明挑战。新中国成立后，他投入大量精力编写通俗历史故事，从《东周列国故事新编》到《上下五千年》，影响了数以亿计的几代人。身居高位、学至大家的他，却俯下身子为孩子们讲故事。这种甘于做“小事”的态度，让我重新理解了什么叫做“教育者的本分”。
   读这些故事时，我常常想起自己在教室里备课到深夜的夜晚，想起批改作文时看到学生写出好句子时的欣喜。我突然觉得，我和这些前辈之间，隔着几十年的时光，却因同一种身份、同一份关切而被连在了一起。
   从马叙伦担任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部长，到民进先后两次在全国政协提交设立教师节的提案；从深度参与《教师法》的起草，到持续就乡村教师状况、教师减负等问题建言献策——民进人始终以专业的力量参与着国家教育的顶层设计。这种参与不是旁观式的议论，而是扎根于一线的、带着体温的建言。它让我真切感受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一条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让关心教育的人参与教育决策的通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是以合作、参与、协商为基本精神，实现了执政与参政、领导与合作的有机统一。
   作为一名刚入会的新会员，我还在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民进人。但有一点我已经很确定：我手中的粉笔，从来不只是粉笔。它连着前辈们走过的路，也指向孩子们要去的远方。在重温历史中，我体悟到制度优势就藏在每一个被听见的声音里，藏在每一项被推动的政策里，藏在每一间书声琅琅的教室里。而我，愿意成为这接力中稳稳的一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