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站上讲台，至今整三十年，加入民进组织十年。再读马叙伦先生“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我忽然明白：正道不是写在纸上的口号，而是我三十年如一日的本分——用心把一届届孩子慢慢托举。
   带学生读民进会史，讲到1948年“五一口号”后民进率先响应，讲到雷洁琼先生下关遇阻后仍坚持“共产党是真心为人民的”，班里孩子曾问：“老师，为什么要跟党走？”我没有讲大道理，只是把三十年前的照片投影出来——1996年，我在村小教复式班，两个年级挤在一间土房里，冬天哈气成霜；2008年，我调入县城学校，十年前随支部加入民进后，一次次送教去新洲、黄陂更远的村小；2020年疫情，我在“云端”给乡镇结对校开线上课，屏幕上三十张小脸同时亮起。孩子看懂了：多党合作不是文件里的词汇，而是三十年间教室从土房到智慧屏的变迁，是民进前辈与共产党人为了让每个孩子有书读而进行的接力。这种“从土房到云端”的见证，让我对新型政党制度的优越性有了最质朴的认同。
   民进先贤多从课堂、书店、出版社走来，教师建言本是界别本色。三十年教学、十年会龄，我把“小事”记成“大事”。有一次巡堂，发现班上近半数学生书写姿势歪斜，追根溯源是书法课被挤占、评价缺位，便写成《关于在“双减”中复位书写教育的建议》，从区工委呈报至市委会。送教下乡时看到留守娃课外阅读量不足城区三分之一，连年跟进形成《以“民进名师驿站”撬动乡村少年阅见计划》社情民意，部分条目已纳入“家校社共读”试点。
   有人笑我“管得宽”，我答：三十年讲台教会我，看见一个孩子的困难，就是看见一类教育的困难；民进会员的“管得宽”，恰是把课堂观察转化为参政素材的本分。今年民主党派市区两级组织集中换届，支部主委叮嘱“换班子不换立会为公的魂”，我接下教育界别信息员，遵循市委会“小切口、专业表述”的要求继续研磨建言。
   武汉正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全力打造“五个中心”、全面建设现代化大武汉。在“江城同心”联谊平台里，医卫、经济、文艺界会员皆以专业报国。我深知，三十年教龄不是终点，十年会龄也不是终点，都是递棒的起点。我愿把“多党合作史”研磨成校本微课，让孩子懂得协商民主的分量；把乡村送教从“一年一次”扩成“一月一阅”，用数智平台与新洲、黄陂教师同备一节课、同批一份作业。以粉笔为薪、以学情为据，在每一节常态课里，交出一名民进一线教师该有的答卷——正道上行，不负孩提，不负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