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在汉阳县一中工作。1978年12月，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我萌生了要把我的外祖父李汉俊烈士的生平整理清楚的想法。于是，我通过各种渠道寻找当年与我外祖父有交集的人。
     寻访的过程中，我认识了当时民进武汉市委会的副主委胡文裕同志，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她的丈夫是李汉俊的学生。交流快结束时，胡文裕副主委问了我一句：“你现在是共产党员吗？”我回答说：“不是。”于是，她热情地向我介绍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并且邀请我参加一些他们的活动。
     那个时候,很少有人了解民主党派。因为她说得突然，我在思想上没有准备，但是出于对外祖父的学生的信任，我当即答应愿意参加这个组织的活动。
     1981年，我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文章——《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李汉俊同志》。文章发表后不久，我遇到了在湖北函授大学时期的同学贾五权老师。我对贾五权提起，有人要我参加一个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贾五权（后来担任武汉市二十五中学副校长，武汉市人大代表，民进武汉市委会常委、民进武昌区工委主委）听了很高兴，立即说：“好，这个组织好，可以参加，我也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如果需要，我可以当你的介绍人。”
     之后，我便主动联系了胡文裕副主委。听说我希望加入民进，胡文裕副主委非常高兴。那天恰好停电，电梯停运，她步行走上六楼，向其他市委会领导详细地介绍了我的情况。
     就这样，在老同志和朋友的关心下，我在四十一岁的时候，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从此，我人生的后半生有了更丰富、更精彩的内容。
     那个时候，从汉阳县到武汉市去参加活动，需要先坐一个多小时的长途汽车到达汉阳区，然后再坐一个多小时的市内公交车，才能够抵达市委会机关。每一次参加市民进组织的会议或者活动，我必须提前一天到市内，住在我父母家，然后第二天到“景明大楼”（市委会机关所在地）按时参加会议。虽然路途遥远，但我甘之如饴。如果说民进是一片葱葱郁郁的森林，我便是林中的一棵树，感到自己拥有了生长的力量。      参加民进以后，仅仅两三年时间，我在汉阳县发展了近二十名会员。我把民进的情况向朋友宣传，当他（她）有了意愿，我便通知该朋友所在地区的民进组织去发展他们。记得的当时鄂州高中（湖北省重点高中）主管教学的副校长、湖北省人大代表龙泽川，他向我表示愿意参加民进组织后，我立即与当时的鄂州民进组织负责人、鄂州市副市长朱曙霞联系，经过他们鄂州民进组织的考察，吸收了龙泽川这样比较有影响力的同志为民进会员。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好几个。
     1984年1月5日，在中共汉阳县统战部的大力支持下、在民进武汉市委会的关怀和领导下，汉阳县成立了湖北省县一级的第一个民主党派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武汉市委汉阳县支部，大家选举我担任支部主任。1984年6月，民进武汉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汉召开，我当选为市委委员。在第一次市委委员会上，组织安排我担任市委宣教处副主任。不久，我当选为汉阳县政协副主席。
     中国民主促进会之所以能发展壮大到今天，不仅是因为那些舍身取义的先贤之士，也不仅因为有多少开宗立派的大师泰斗，更在于每一代的民进人都能自始至终的秉承初心。这颗心正与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不谋而合，如此才能惺惺相惜，肝胆相照，成为同心同德，风雨同舟的战友兄弟，携手并进，共创伟业。      担任的职务多了，责任就更大了。不仅要妥善安排好本职工作，还要做好民进的工作。有一次，我们县里的一位会员，在单位里与同事发生矛盾，那位同事动手殴打了她。得知此事后，我立即与她所在单位的领导取得联系，同时又向县统战部门汇报情况。她们单位领导非常重视此事，专门召开会议，邀请县有关领导和我一起参加，妥善处理了这次矛盾。当时，她们单位的好多同志都议论说，民主党派的成员有社会地位啊，一个普通的民进会员的事情，县里的领导和政协副主席竟然来参与解决。
     1986年12月10日，我当选为汉阳县第九届县人大代表。1987年2月，中共武汉市委组织部宣布我为汉阳县第九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1988年3月我当选为湖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93年当选为湖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98年，担任湖北省第八届政协委员。
     民进组织一步步地给我安排了更大的政治舞台，不断地在政治上、工作中培养我、锻炼我。1988年7月，我因家庭原因，从汉阳县一中调动到武昌文华中学。在文华中学工作期间，为了加强民进会员在单位的影响，我与当时学校的书记谢邦健、校长刘翔加强沟通，在学校多次组织民主协商会议。有一次学校要选拔一批年轻的中层干部，我和书记、校长都是考核小组成员。在考核过程中，我积极推荐民进会员成为学校的中层干部。后来，在徐先国同志担任文华中学校长期间，学校在工作的各个方面都进一步加强了民主党派的作用，并积极推荐民进会员担任学校的领导工作。调到武昌区工作不久，民进组织又提名我为民进湖北省委会委员。退休后，我担任湖北省老年工作委员会委员。
     “江山未许此生闲，壮士何尝有暮年”。在省民进的领导下，我和其他委员一起调研了武汉市和宜昌市等地的多家老年福利院。调研结束后，我执笔起草多份关于养老机构建设性的报告，其中一份报告获得湖北省政协颁发的“优秀提案奖”。
     抚今追昔，我加入民进已经42年了，民进汉阳县支部也由当初的二十多名会员，在后来的刘勇、李宗双、黄芬等同志的努力下，民进蔡甸区工委会成立并发展到拥有近百名会员，我感到无比欣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是民进创始人马叙伦先生留下的政治遗训。回顾这近半个世纪的人生，我感到很幸福、很满足，因为在这四十多年里，我的人生轨迹始终没有离开过民进组织，和民进组织同呼吸共命运，我的人生也因为有了民进而丰富多彩。